前不久在云南旅游(002059,股吧)的路上，认识了一位来自鄂尔多斯(600295,股吧)的朋友。

　　闲聊中，他吐槽到：“年年鄂尔多斯人均GDP都居全国前列，为什么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赚到钱，想买个房子都不容易？”。

　　的确，从人均GDP来看，鄂尔多斯真的是有钱。

　　他的话让我瞬间想到一个城市：温州。温州的人均GDP，历年来都是浙江倒数的数一数二，但温州却是公认的有钱人多，曾经“温州炒房团”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

　　很多人认为人均GDP高，收入水平就高，其实大错特错。

　　为什么这些城市的人均GDP水平，跟老百姓(603883,股吧)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差甚远？

　　是贫富差距大，我们被平均了？还是统计信息有问题？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人均GDP的那些事儿。

　　人均GDP=GDP/人口，要搞明白人均GDP，首先要搞明白GDP的构成。

　　GDP有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三种核算方法，理论上三种方法的核算结果是相同的，但用收入法来解释更有利于我们理解。

　　根据收入法核算，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劳动者报酬，指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和津贴，基本上可以理解成收入。

　　生产税净额，指创造GDP过程中给政府缴的税收。

　　固定资产折旧，指固定资产的损耗，譬如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等等。

　　营业盈余，指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前三者后的余额，你可以理解成企业的营业利润。 GDP可以看作是人均创造的价值，而收入是劳动者收到的报酬。

　　中间的差额去哪了？被中间商赚差价了。税收和固定资产折旧是国家和企业的生产成本，而营业盈余是企业的利润。

　　人均GDP反应了一个地区的产出创造水平，而不是生活水平。

　　所以如果要衡量一个城市的居民财富收入，看人均可支配收入会比人均GDP可靠得多。

　　一个城市的居民购买力强不强？房价基础坚不坚实？看人均可支配收入吧。

　　在研究人均GDP构成的过程中，我统计了2018年深圳、上海、苏州、鄂尔多斯、温州几个城市的相关数据。

　　由于没有固定资产折旧数据，无法具体了解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所以我又补充了产业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来尽量反映固定资产折旧的大小。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几个有特点：

　　（1）产业结构与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密切相关

　　产业越高精尖，第三产业越发达，劳动者报酬在GDP这块蛋糕中就分得越多，换句话来说就是收入越高。

　　第三产业极度发达的上海，收入在GDP占比高达47.6%，而靠煤炭为生的鄂尔多斯只占21.3%。

　　哪怕同为一线城市的深圳和上海，深圳人均GDP远高于上海，但是上海的人均收入水平却领先于深圳。

　　越是高端产业，知识、技术资本就越重要，劳动者报酬就分得越多。

　　而制造业，由于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如厂房、机械设备，其资本折旧在GDP的比重就会高一些，从而分薄给劳动者的报酬。

　　当然，制造业中，传统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区别也会很大，高端者像深圳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做芯片，100万的投资可以产出1000万甚至1个亿，而低端者像鄂尔多斯的煤炭产业，修矿井、建选煤厂，100万投资可能只有200万产出。

　　为什么我们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说好听点，中国是世界制造业中心。

　　但其实都是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负责GDP，发达国家负责利润。

　　最辛苦的事我们干了，利润的大头却是别人家的。

　　像苏州，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外资厂房占据大半壁江山，苏州负责生产组装，但人家凭借技术，在海外坐着就能拿到巨额利润。

　　中国要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就必须占领世界产业链的顶端，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2）老百姓有没有钱看劳动者报酬（可支配收入），有钱人多不多看营业盈余

　　深圳的劳动者收入在GDP的比重很低，税收占比也低，这意味着有大量财富流入营业盈余，也就是流入到企业老板的口袋里。

　　这很好地佐证了为什么深圳这么多人买不起房，房价还这么高；为什么深圳房价收入比全国第一了，房价还能涨。

　　说白了就是深圳造富能力强，造的不是普通人的富，造的是企业家、资本家的富，造的是有钱人的富。

　　而苏州，虽然“折旧+营业盈余”跟深圳相差不大，但作为全国工业第一城，苏州的GDP之中，必然包括大量的固定资产折旧。

　　而且，苏州大半工业被外资承包，造成大量财富外流。 （3）很多地区的GDP实际上是靠投资拉动，而非创造价值

　　温州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达75.2%，鄂尔多斯这一数值是42.1%。实际上2018年鄂尔多斯固定投资已经大幅下降，2017年这一比例高达85.7%。

　　鄂尔多斯是资源型城市的一个典型。很多资源型城市都会有高额的人均GDP，人均GDP前三的城市中，鄂尔多斯产煤炭，东营产石油。

　　因为开采、提炼这些资源，就必须大量投资机械设备、厂房，而且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损耗、更新，从而拉高了GDP，但却摊薄了利润。

　　所以“三去一降一补”中，为什么要“去产能”，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产能，而是利润。

　　投资创造GDP的一个典型现象就是：灾害促进GDP增长。

　　2008年汶川地震，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在后期重建过程中，大量的投资建设，体现在生产上就是GDP的快速增长。

　　灾害后几年，GDP快速增长，到2017年，39个国定重灾县地区GDP已经是2008年的3倍，汶川所在的阿坝州更是08年的4倍。

　　难道地震居然是在创造财富吗？我们都知道不可能，这就是GDP统计过程中的局限性，因为灾害损害的房屋、产品是不计入GDP之中的。

　　与之类似的，为了更准确的体现经济创造成果，近些年，绿色GDP的概念被提了出来。

　　绿色GDP是从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代表了国民经济的实质有效增长。

　　比方开采煤炭过程中，创造了100亿GDP，但造成的污染却需要80亿来治理，那么以绿色GDP来衡量，仅增加了20亿的价值。 回归到楼市之上，又佐证了我们一直以来的观点：投资只选那些产业高端、有钱人多（营业盈余占比高）的城市，而不要选那些资源型城市。

　　在过去的三次产业革命中，中国错过了蒸汽革命，错过了电气革命，堪堪赶上了信息革命的末班车，但离英美这些引领历次产业革命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仍有着不可忽略的鸿沟。

　　诚然，过去40年，中国取得极其辉煌的成绩，从40年前GDP只相当于美国的6.4%到现在的66%，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过去的发展更多是重量不重质。

　　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到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历经一百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已久，哪怕到现在，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只占全国人口4%左右，大部分人只能参与低附加值的低端产业，纯粹卖体力赚钱。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2018年人均GDP仅仅0.98万美元，只相当于美国6.28万美元的15%，庞大的规模下是巨大无比的差距。

　　站在深夜的高楼上向外望去，灯火通明的繁华之下，我看到的是低生产效益下的熬夜加班赶工。

　　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人的勤劳，但相比这种勤劳，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国人下班后的家庭团圆。望着一栋栋写字楼的满楼灯火，我从未如此迫切地盼望着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到来。

　　值得庆幸的是，以人工智能、机器人、5G、物联网等技术为基础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经到来。

　　中国反超的弯道已经出现，远至千年大计，近至先行示范区，大湾区、深圳、海南、雄安已一一布局。

　　其中蕴藏着的，不仅是楼市的未来，更是城市与国家的未来。

　　愿各位戒骄戒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我们这一代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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