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公众号“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首图来自壹图网。

　　2020年，“监管全面收紧”一力承包了消费金融机构的焦虑来源。年化利率上限24%的传闻、迟迟未落地的助贷和联合贷款新规、防止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表态、小贷公司分级监管的风向等，无不让消金机构心生疑窦，对未来发展不敢抱有信心。

　　随着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消费贷款监管在收紧；但究竟要收多紧，取决于国人的债务负担究竟有多重。消费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要看居民部门的负债空间。

　　中国人的债务负担有多重？

　　相比经营贷款和购房贷款，纯粹的消费贷款总是让人警惕，因为经营和购房是一种投资行为，能直接增加收入，而消费只是单纯的花钱而已。所以，当高速增长的负债用于消费而非投资时，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会快速增大，尤其是出现过度负债时。

　　怎么才叫过度负债呢？

　　微观层面容易判断，一旦借款人感受到明显的还款压力，就要停止借钱了；宏观层面则不同，做不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精准，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国际比较做一个粗略判断。

　　具体来说，衡量负债水平，有几个不同的指标，下面分别看一下。

　　（1）居民杠杆率

　　居民杠杆率=居民负债总额/GDP。2019年3月末，中国居民杠杠率为53.6%，53.6元债务对应100元GDP，但毕竟GDP不是偿债来源，所以居民杠杆率并不能准确反映偿债能力。

　　这个指标，方便进行跨国比较，反映一个国家居民的相对负债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虽然增速较快，我国居民杠杆率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空间。

　　（2）家庭资产负债率

　　家庭资产负债率=居民负债总额/家庭总资产。相比居民杠杆率，家庭资产负债率以总资产为分母，能更准确的反映偿债能力。比如总资产100万的家庭，借款10万，给人的感觉便是可以承受的。

　　据瑞信全球财富报告数据，2019年，我国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为7%，相比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仍有一段距离。

　　中国家庭资产结构中，七成为房产；负债结构中，五成为房贷。2015年以来房产增值的财富效应，很大程度上稀释了负债增长的债务压力。负债增长快，资产增值更快，所以，2019年的家庭资产负债率反倒比2015年降低0.6个百分点。当然，房产不能直接偿债，但较低的家庭资产负债率给调控政策提供了较大的回旋空间。

　　（3）家庭负债收入比

　　家庭负债收入比=居民负债总额/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反映的是借款人可支配的现金流，是偿债能力的直接反映。

　　2018年末，中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21.6%，即100元可支配收入对应121.6元债务。不过，可支配收入是当年收入，而负债总额则可能涵盖未来20年里分批偿还的长期借款（如房贷），所以，即便家庭负债收入比超过100%，也不意味着偿债能力有问题。

　　国际比较来看，韩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54%（2016年水平），多数OECD国家也都在150%以上，国内121.6%的水平不算夸张。

　　日韩消费金融经验：增长、危机及监管

　　从三个指标来看，中国居民负债水平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距离，为消费金融中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过去几年内增长太快，积累的问题和泡沫也急需消化。

　　从国际经验看，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几乎总是伴随着债务问题，日韩的经历常被拿来作为前车之鉴。

　　（1）日本

　　以日本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消费贷款市场快速扩大，高利贷、过度负债、个人破产等现象激增，一度引发广泛关注。不过，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奇迹”阶段，股市、楼市双泡沫，巅峰时，“卖掉一个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在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下，居民高负债并未演变成大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资产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股价、房价暴跌，居民总资产急剧缩水，家庭资产负债率急剧升高，泡沫掩盖下的高负债问题再次激化。同时，居民收入增速放缓，高负债问题很难在经济增长中自行消化，长期拖而不决，导致需求下降、效率低下，反而成为经济复苏的阻力。

　　2004年之后，日本重新修订《破产法》《贷款业法》和《分期付款销售法》，对消费贷款全面收紧。如规定消费贷款总金额不得超过借款人年收入的1/3、贷款利率不得高于20%、高压惩治黑市金融（非持牌放贷行为）、严禁诱导分期消费等，对于个人破产审理，也制定了更为宽松的条件，缓释破产对借款人的影响。

　　（2）韩国

　　韩国消费金融业务以信用卡为主，占比在95%以上。韩国信用卡业务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但真正的繁荣增长出现在1998年之后。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把信用卡当作刺激内需的抓手，全面放松信用卡监管。1999-2002年间，韩国信用卡发卡量从3900万张增至1.04亿张（彼时韩国人口4800人），人均持卡2.16张；信用卡使用额度从91万亿韩元（810亿美元）增至623万亿韩元（5253亿美元），增长5.8倍。

　　快速增长背后是无序发展，发卡机构大力拓展无收入者和未成年人客群，很快引发了信用卡危机。2003年末，韩国信用不良人口达到370万人，占经济活动人口的18%，占总人口的7.7%，元气大伤。

　　之后，韩国采取一系列收紧和补救措施，如限制现金取现比例、限制授信额度，收紧信用卡公司融资规模、规范竞争等，同时成立信贷恢复委员会帮助借款人解决信用问题。经过两年调整，韩国信用卡业务重新回到上升趋势，却终究回不到2002年的巅峰时刻。

　　2020年会发生个贷危机吗？

　　日韩两国都因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产生债务问题，中国居民负债这几年快速增长，会不会引发严重的个贷问题呢？

　　先给出答案：不会！

　　前面已经论证了中国居民负债总量可控，下面从增速、结构和政策三个视角看一下。

　　（1）增速可控

　　早在2017年底，监管机构就开始着手控制，限制现金贷、强化资本充足率、强调持牌经营，给过热的消费金融刹车；之后，又陆续对校园贷、场景贷（租房分期、教育分期等）进行结构监管，严打高利贷、暴力催收行为，基本切断了非持牌机构的发展空间，成功把消费贷款增速降下来。

　　（2）结构可控

　　虽然居民整体负债仍有空间，但年轻借款人占比高，结构性的过度负债问题不容忽视。

　　数据显示，主流消费贷款机构90后用户占比大多在40%-50%之间，他们收入低、负债高，偿债现金流紧张，很多人存在多头借贷问题。

　　不过，年轻人的收入增长曲线陡峭，只要拉长期限，债务问题不难化解。举例来说，几万元的贷款可能把一个大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工作两年后，偿还债务却不成问题。

　　所以，只要控制年轻人的新增借贷规模，存量债务可以交给时间消化。从这个意义上，调控政策要稳，稳住存量、控制增量，几年以后，结构性压力自会消解。

　　（3）政策可控

　　在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到“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在债券爆雷、民营企业频现债务困境、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背景下，这个底气从何而来呢？

　　除了金融机构治理能力的显著提升外，更重要的是债务的币种性质——内债为主。只要是内债，监管机构就有的是办法解决。瑞·达利欧曾在《债务危机》一书里总结道，

　　“我发现在几乎所有的债务危机中，只要债务是以一国的本币计价，则决策者都有可能妥善处理。因为决策者拥有灵活性，可以把债务问题的不良影响分散至未来若干年，这样债务问题就不是大问题。”

　　想一想上世纪末，国有银行隐形不良率高达40%，技术上已经破产。国家层面新设四大资产处置公司接手万亿不良负债，以时间换空间，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不但国有银行焕发新生，四大资产处置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成长为金融巨头。

　　时间是化解本币债务的良药，消费贷款都是本币债务，即便问题严重，政策层面的施展空间也足够大。

　　需关注舆论环境的改变

　　当前，宏观层面仍要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就消费金融而言，政策目标是稳住居民杠杆率的增速，而非从绝对量上降低杠杆率，后者不利于保持消费稳定。

　　2020年，监管仍会趋紧，但不体现在总量上，体现在结构上：鼓励持牌机构发展，弱化非持牌机构；提高低息贷款占比，降低高息贷款占比；降低现金贷占比，鼓励消费贷款促消费，让每一分杠杆都切实服务实体经济；……

　　消费金融机构应顺势做好结构调整，却不必过多忧虑严监管，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舆论环境的改变。

　　这两年，在各类校园贷、套路贷、暴力催收事件的持续发酵下，消费贷款“清誉”不再，甚至有了“人人喊打”之势。2019年，“割韭菜”遭人唾弃，不少人把消费贷款也视作一种割韭菜——割年轻人的韭菜，观点荒谬，却赢得不少声音的支持。

　　这表明，社会舆论对消费贷款的容忍空间在快速收缩，消费金融机构“犯错”的舆情成本大幅提升。2020年，很可能一个负面舆情就毁了一个拳头产品，不得不慎重。

　　回到根子上，还是要合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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