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彼岸，在位于伦敦金丝雀码头的总部会议室里（被称作“平房”“The Bungalow”），巴克莱资本的高管们正聚精会神地听着雷曼的发布会并详细地做着笔记，他们用假名登记参加雷曼的发布会。自从4月接到当时还在财政部的罗伯特•斯蒂尔打来的电话后，巴克莱资本的鲍勃•戴蒙德这几个月一直在考虑购买雷曼的事。6月份，戴蒙德正式向董事会提议收购雷曼，而董事会之前也在讨论拓展美国境内业务的计划。但董事会最终否决了该提议，除非“雷曼能贱卖”，就像董事长约翰•瓦利（John Varley）所说的那样。戴蒙德随后也将这一信息如实反馈给了斯蒂尔。

不过现在看来，收购雷曼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了。戴蒙德一天前告诉瓦利：“现在的局势已经如此危机，但我却至今没接到财政部的电话，这让我很惊讶，因为财政部知道我们愿意以一个不至于太低的价格收购雷曼。”那天是星期二，当时戴蒙德正在一所优秀的商学院——宾州大学沃顿学院做招聘宣讲。这时，他的电话震动了起来，当看到是瓦利的电话时，他唐突地中断了宣讲并走下讲台。“如果要和董事会见面，那我们明天就得行动，”瓦利告诉他说。从宾夕法尼亚到希思罗机场的直达航班只有三班，而且是隔夜到达，戴蒙德选择了其中一班。

他在最后一分钟搭上了这班回伦敦的飞机，他想重新寻求董事会对收购雷曼计划的支持。他必须说服瓦利和董事会，而这一切都必须要快。

雷曼的发布会刚结束，巴克莱的高管们就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准备参与雷曼的竞购，但条件是价钱要够低，瓦利曾反复重申这一点。

天刚蒙蒙亮，格雷戈•柯尔穿过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 Building）前的广场，进入前厅。西格拉姆大厦是一座38层的现代派建筑艺术杰作，同时也是派克大街的标志性建筑。柯尔看了看手表，等着特约顾问的到来。

美国银行派柯尔负责与雷曼之间这笔可能的交易，星期三晚上，他带着规模达一百多人的美国银行高管团队从夏洛特飞抵纽约，在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位于中城的会议中心开始了对雷曼的审慎调查。柯尔还找来福劳尔斯给他们提供帮助，福劳尔斯是一位深谙银行业奥秘的私募股权投资者。柯尔是美国银行的资深银行家，为人低调，在华尔街也没有什么关系；而福劳尔斯却曾经是高盛银行家，快言快语而且口无遮拦，他那些风险颇高的交易经常让他登上报纸头条，考虑到这些，这两人的组合看起来很奇怪。

但在考虑要怎样处理雷曼问题的时候，柯尔首先想到的便是拉上福劳尔斯并肩作战。福劳尔斯可以在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内看完一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并做出清晰、合理的判断。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离开高盛并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成立了一家投资于银行业的私人股权公司，而他在该领域也的确做得非常出色。他对日本新生银行的一项投资就使他赚得大约5.4亿美金。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美国顶级富豪的名单上，他曾以53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曼哈顿上东区的一栋联体别墅，这在曼哈顿不动产领域创下一个纪录。

柯尔对银行家鲜有信任，但福劳尔斯却是个例外，他尤其欣赏福劳尔斯的冷静，做交易的时候却从不拖泥带水，生活也是如此。2007年，就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前，他们还联手买下了一家学生贷款公司沙利美（Sallie Mae），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笔交易是个错误，因此，在当年余下的时间里，他们一起努力消除这笔交易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柯尔并没有因为沙利美的交易而记恨福劳尔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福劳尔斯引用了并购协议中的“逃生舱口”（后来招致法律诉讼），最终让两人得以全身而退。

福劳尔斯的作用不仅是为他们提供建议，因为柯尔认为他或许正渴望与美国银行联手买下雷曼，甚至可能愿意买下雷曼名下风险最高的那部分资产。

24小时前，柯尔终于联系上了福劳尔斯，他正在东京参加新生银行的董事会会议。“你会想看看雷曼的情况的，而我们想和你合作，”柯尔告诉他，“你能为此回一趟纽约么？”不用柯尔多劝，福劳尔斯迅速地安排了一辆车送他去机场，他要经历14个小时的飞行才能回到曼哈顿。

抵达曼哈顿的时候，受时差影响，福劳尔斯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神色。和他在一起的还有高盛前合伙人雅各布•哥德菲尔德（Jacob Goldfield）。（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曾在他的《赌金者：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升腾与陨落》中写道，在高盛试图援助困境中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时，有位银行家暗中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信息下载到手提电脑上，而哥德菲尔德恰好就是该书所描绘的这个人。一天前，当提到担心公司数据泄露给高盛时，亚历克斯•柯克让福尔德提防的也正是此人。）

哥德菲尔德对雷曼也很了解，因为在春天他就曾帮助汉克•格林伯格审查过雷曼的情况，当时有一组投资者购买了总值60亿美元的普通股和优先股，而格林伯格就是其中之一。

在飞机上，福劳尔斯研究了雷曼前一天公布的第二季度报表，其中有一点引起了他的关注，他知道这将成为讨论的焦点：雷曼持有的不动产资产的价值。这些资产真值250亿-300亿美元吗？

雷曼仍有一线生机。盖特纳使福尔德确信，尽管巴克莱没有直接联系福尔德，但他们有意竞购雷曼，盖特纳还把戴蒙德在伦敦的电话号码给了福尔德。

“他知道你会给他打电话，”盖特纳向福尔德保证。

“我知道我应该给你打电话。” 福尔德稍后就拨通了戴蒙德的电话。

但戴蒙德却很诧异，他觉得自己已经跟盖特纳说得很清楚了，他不想直接与福尔德谈交易的事，应该由美国政府出面撮合这笔交易。

“我想我们应该谈谈，”福尔德表示想和戴蒙德接洽。

“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可谈的，”戴蒙德回答道。

福尔德被搞糊涂了：盖特纳让自己打这个电话，但戴蒙德现在却说他不感兴趣？

福尔德不想勉强谈下去，便结束了谈话，接着就打电话给盖特纳。

“我刚刚和鲍勃•戴蒙德通过电话，”他情绪激动地说，“他说他没兴趣，你不是说他想跟我们谈谈的吗？”

“没错，他的确是想，”盖特纳坚称，“你应该再给他打回去。”

5分钟后，福尔德又拨通了戴蒙德的电话。

“我刚告诉过你，我们没兴趣，”戴蒙德重复道。

福尔德现在感觉自己就像在玩什么猜谜游戏，他又一次打电话给盖特纳：“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给他打了两次电话，每次他都说和我没什么可谈的。你告诉我他有兴趣，他自己却说没有，这到底怎么回事？”

盖特纳保证说戴蒙德确实有兴趣，并坚持让福尔德给他打最后一次电话。

福尔德的最后一次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戴蒙德突然愿意谈判了。

“我们今晚就飞过来，”戴蒙德说，“还有一组人将在星期五早上出发。”

此话一出，事情便正式敲定：巴克莱银行和美国银行现在是竞争对手了。

在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雷曼的人员已经与美国银行展开了谈判。此时，迪克•福尔德决定给还在夏洛特的肯•刘易斯打个电话。毕竟，在他看来，如果两家机构要合并，双方的首席执行官该直接谈谈了。

福尔德拨通了刘易斯的电话，他先对与美国银行的合作发表了一通感慨——这些都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他说两家银行合并，将使雷曼一流的投行业务与美国银行规模巨大的商业银行业务连结在一起，这让他感到非常兴奋和激动。他还说，双方合并后所形成的新实体将足以和摩根大通及花旗集团相媲美，并将把美国银行打造成一个真正的金融产品超市。

刘易斯耐心地听着，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回应。在他看来，他并没有和福尔德交涉，他只是在与美国政府谈判。坦白说，福尔德的话根本就无关紧要。

在结束通话之前，福尔德满怀信心地说：“你我都知道，我们的合并肯定能成功，很高兴我们能成为合伙人。”

贝莱德总部位于第五十大街，紧挨着麦迪逊大道。这天收市的时候，贝莱德正在这里举行一场为期两天的董事会会议。作为贝莱德的股东之一，美林在董事会里拥有两个席位，这天出席会议的是约翰•塞恩和格雷戈里•弗莱明。收市的时候，他们两人迅速用黑莓手机查看了一下当天的收盘价。美林股价下跌了16.6%，降至每股19.43美元，是除雷曼之外当日跌幅最大的投行，而雷曼的股价则下跌了42%，降至每股4.22美元。雷曼已经陷入如此多的麻烦，市场似乎普遍认为美林将步雷曼后尘。

中间休息的时候，弗莱明出去打了个电话。他整天都在想着自己和赫利希上次关于把美林卖给美国银行的谈话。他现在还没向塞恩说这件事，而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让事情自行浮出水面。

但是，他私下里已经与美林的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密友约翰•芬尼根（John Finegan）谈过了。和弗莱明一样，芬尼根也是天生就有些多虑，他也担心塞恩会反对卖掉美林，毕竟他十个月前才刚被任命为美林首席执行官。

弗莱明现在需要联系罗基•科恩，他既是弗莱明的密友，也是雷曼的律师。弗莱明迫切想知道雷曼与美国银行的会谈进展，他还想知道雷曼目前的处境到底有多么绝望，由此他才能推断美林的处境。

弗莱明的电话打来时，科恩正和雷曼团队一起与美国银行商谈相关事宜，他走出会议室接这个电话。弗莱明很随意地向他问好，就像普通的问候一样。一番寒暄之后，他突兀地提起了美林股价下跌一事，并且还告诉科恩：“我们正在想对策，我不知道到底有几条路。”

但科恩很快就明白了弗莱明的意图，他知道美林绝无可能收购雷曼。虽然只是并购业的新手，他也知道弗莱明或许想让美林与美国银行合并，而这就必须阻止雷曼的计划。

“我没什么可说的，”科恩告诉他。

弗莱明不再遮遮掩掩，他向科恩吐露了实情：“我们必须找到买家，现在的股价看起来非常危险。如果雷曼倒下，那下一个就是我们了。”

科恩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找个借口赶紧挂断电话。他不能向其他人透露这个电话，至少现在还不能。

星期四傍晚，当肯•刘易斯的电话打过来时，保尔森其实已经知道他想要说什么了。

“我们已经详细审查了雷曼的情况，这笔交易我们不能做，除非有政府的援助。”刘易斯不动声色地说：“我们做不了，因为我们很难达成共识。”和当时诸多批评雷曼的人一样（其中还包括大量因恐慌而涌入市场卖空雷曼股票的股东），刘易斯也认为雷曼对自己的资产估值过高，收购雷曼会使美国银行承担巨大的风险。

鉴于巴克莱资本的鲍勃•戴蒙德早已无奈地找过自己，乞求美国政府能在雷曼的并购交易中给予帮助，因此保尔森早就想到刘易斯也会这么做。

但保尔森仍然不想动用联储资金，至少目前还不想。这在政治上令人难以接受，特别是在当前媒体还在抓着政府救助“两房”这件事不放的形势下。如果这件事最终要演变成一次谈判的话，那么保尔森还不想过早地亮出手中的底牌。

但他也知道，他需要美国银行参加此次竞购，所以他只是说：“好吧，如果你们在资产问题上需要帮助，尽管把需要告诉我们，我们会想办法让你们取得共识。”

刘易斯有些吃惊，他说：“我记得你好像说过政府并不会提供资金支持。”

“我会尽力争取，”保尔森承诺道，“我们想让私营机构介入。”

让私营部门介入是保尔森和盖特纳整天都在讨论的一个方案。如果美国银行或巴克莱拒绝独自收购雷曼的话，那就让多家银行组成一个国际财团来提供资金援助，以促成这笔交易。但不管是保尔森还是盖特纳，至今都没能提出一个详细计划，因为即使是在经济环境最好的时期，想让银行家们凑在一起组织一个银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刘易斯沉默了一会儿，他对保尔森暗示要提供的帮助并不满意。他不想介入这样一个“半政府-半私营”的联合拯救计划，他想要“杰米式交易”。他很清楚自己那些竞争对手也不太可能自掏腰包，好让美国银行独占便宜、收购雷曼。

尽管如此，刘易斯还是答应会继续对雷曼进行审查，同时也考虑给出一个投标价。鉴于现在的形势已经如此危急，一切都成败难料，他觉得自己最终会得到一些帮助——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帮助。

下午6点，保尔森、盖特纳、伯南克和考克斯进行了一次战略电话会议。保尔森认为他们即将进入危机状态，他担心周末会出现另一个贝尔斯登。然而，这一次，他决心要让事情以不同的方式结束。用他的话说，他认为应该准备一个“类似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他赞成鼓励私营公司联手构建资金池，并以此共同拯救雷曼。盖特纳也认同这个做法，而华尔街的一些巨头也显然支持这个做法。就在当天早些时候，盖特纳接到了美林的约翰•塞恩和花旗集团的维克拉姆•潘迪特的电话，他们提的建议也是如此。

还有一件事让保尔森非常担心：美国银行和巴克莱显然都下不了决心完成收购雷曼的交易。他越来越觉得美国银行只是在走过场，而他也担心巴克莱同样没有达成最后协议的诚意。“这些英国人向来都是说一套做一套，”保尔森告诉他们。此外，他还有一种特别的直觉，巴克莱的主席约翰•瓦利是个靠不住的人，这一点他在高盛的时候就知道。“照我看，”保尔森说道，“瓦利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保尔森强调，或许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法像对待贝尔斯登那样拿出一笔政府资金来救雷曼，从政治上来说，他们负不起这个责任。“我不想被冠以‘救市先生’的头衔，”他坚持说。那次救助引发了各界的强烈抵制，这是参加此次电话会议的人都亲历过的，无需多言，他们也不希望同样的事情重演。

盖特纳对采取如此强硬的立场还有些犹豫，但按他的说法，他犹豫只是因为“我们不想把投资者都吓跑，对我们来说，这笔交易的竞价者仍然是越多越好。”

虽然如此，他还是很快就和其他3人站到了同一阵线，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若无意外，他们将在周五晚些时候给华尔街的巨头们打电话，请他们到纽联储会面，政府将敦促他们提出一个“私营”的解决方案。

同时，保尔森嘱咐他们，必须明确地表明态度：政府绝不救市。

（本文节选自安德鲁·罗斯·索尔金所著的《大而不倒》，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9月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