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光靠诸如宏观经济调整之类的经济政策是无法实现的。根据笔者的分析，在中国，除了宏观经济政策，以下四方面条件也是极其重要的：“向内需主导型增长方式转变”、“建设节能型社会”、“提高国内产业的附加值”和“保持社会稳定”。本文将围绕第二点“建设节能型社会”展开。

　　1972年，总部位于瑞士的民间智囊团——罗马俱乐部（Ｃｌｕｂ ｏｆ Ｒｏｍｅ）发表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针对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发出警告，“如果世界人口持续增加，环境污染任其发展，100年之内，地球的繁荣将会达到极限。”此外，1997年在京都召开的第三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ＣＯＰ3）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制定了以发达国家为主，削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目标。其后，虽然和退出该条约，中国等新兴国家也没被要求承担削减义务，但此次会议切实加强了世界各国对以化石燃料为主的地球资源有限性的认识。

　　此次会议之后，中国依旧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ＣＯＰ3召开10年后的2007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因此，在2009年ＣＯＰ15召开前夕，中国发表了自主减排目标：以单位ＧＤＰ计算，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与2005年相比削减40％—45％。

　　当前，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仍以年均3％—4％的速度持续增长。因此，中国必须着力改善能源消费效率，这不仅是对全球变暖的形势负责，也是为了避免自身“增长的极限”。自2006年开始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规定，在五年之内，单位ＧＤＰ的能源消费量降低20％，该目标现已基本完成。接下来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又提出了新的目标，计划在五年内削减16％，目前该计划也在稳步实施。前3年已累计完成9．24％，在剩下的两年内，还需达到每年3．38％的削减量。

　　今后，中国能否继续提高能源消费效率，向建设节能型社会迈进呢？关于中国的能源消费问题，笔者一直在关注一个统计指标，即“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该系数反映的是，ＧＤＰ增加1％与能源消耗增速之比。中国国家的数据表明，近年来，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5左右。单从这个数字来看，我们不能说中国的能源消费效率比其他新兴国家差很多，但与日本的数值相比，实在令人震惊。

　　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3左右，到了80年代变为负数（也就是说，虽然日本的ＧＤＰ在增加，听说

中国可持续增长第二课题建设节能型社会

　　那么，中国今后应该如何构建节能型社会呢？实际上，能源消费并非只存在于工厂等企业活动中，思考能源消费结构的问题，必须分别仔细评价构成社会的四大主体，即产业、城市、企业和国民。

　　产业即工厂或发电等行业，近10年来，该领域的节能化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五年规划中，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削减目标，设备更新及燃料改善等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迄今为止，产业领域的节能化一直在全力推进，正因为如此，预计接下来将会逐渐进入攻坚阶段。今后，笔者仍将继续关注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变化，一旦该数值超过1，就说明中国现有的节能政策达到了极限。

　　与产业相比，今后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的节能化。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的数据显示，世界各大城市单位ＧＤＰ二氧化碳排放量城市排名中，、、位居前三，而且，这些城市的排放量是东京的10倍以上，差距甚大。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能源效率紧密相关，这就说明，中国大城市的能源消费效率极低。

　　在中国各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有一种叫做“生态城”（Ｅｃｏ Ｃｉｔｙ）的人工城市。生态城，其开发目的应该是要通过引进先进的环境和能源技术来建设未来城市。然而，据笔者了解，目前中国并没有“完全”的生态城。原因很明显，人在城市中生活来往，必然会产生垃圾。城市的节能化需要，观察人的生活方式和物的流动方式，找到问题点并逐步改善能源消费效率，而像工厂一样单纯依靠引进先进技术是无法完全实现的。目前，中国这种城市管理的技巧积累起步相对较晚，而且这种技巧是花钱买不到的。所以，中国需要有经验的人才，与引进技术相比，招聘有经验的日本或欧美人才必不可缺。

　　除此之外，实现节能型社会还需要其他条件，即提高企业与国民的环保意识。当前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已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而企业与地方政府环保意识的缺失是其中原因之一。已然对当地居民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企业为何依然能够若无其事违法排水、排气？这一点笔者完全无法理解。专家认为，虽然违法排水被查处后会处以罚金，但与购置排水处理设备的成本相比，罚金要低很多。在中国，对于破坏环境污染的惩罚力度的确过轻。2013年，政府认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被揭发的环境犯罪案例也大幅增加。2014年，中国修改了《环境保护法》，加强了对环境犯罪案件的审判。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终于动起真格来了。

　　20世纪60年代，日本企业工厂的废水废气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严重危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公正的审判制度。“四大公害审判”中，不仅是企业，日本政府也受到严厉问责。日本政府意识到，赔偿金或恢复环境污染的成本要远远高于预防环境污染的成本。于是，1967年日本制定了《环境基本法》，开始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对策。在中国，环境犯罪的审判必须做到公正中立，这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大前提。

　　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如果企业真正努力去防止环境污染，原料成本和能源消耗也会随之降低，从而可以大大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目前，中国企业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注重眼前利益和投资回收。在股市上，有一个ＩＮＤＥＸ基金，主要是根据低碳企业评价指数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少的企业进行重点投资。同时，针对中国的企业，也有一个叫做ＣＬＣＩ（Ｃｈｉｎａ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ｄｅｘ）的基金，中国也逐渐开始出现低碳企业业绩高于其他企业，股票价格也随之升高的趋势。

　　预防环境污染直接关系到节能型社会、低碳社会的构筑。企业提高产品竞争力，国民增强环境意识，社会整体的道德和礼仪就会随之提升，国民生活质量也会得到改善。建设节能型社会仅仅依靠获得便宜的能源或引进先进技术肯定是无法实现的。在现代的中国，提高城市等社会管理水平和企业、国民的环保意识，才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