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宏观记者霍侃在一篇报道中记述了国家开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一季度末,国开行资产总额为8.34万亿元,而到了6月末,资产总额达到9.9万亿元。
这增加的1万亿元资产,就是来自央行支持棚户区改造的资金。霍侃报道说,在资金到位过程中,央行提供资金的方式,也从最初的再贷款,最终落实为7月初文件字面上的PSL(抵押补充贷款,即PledgedSupplementary Lending)。央行人士说,启用PSL,是希望其成为引导中期利率的工具。
PSL能否演变为具有无风险利率特征的中期基础利率,目前并不能确定,但这笔1万亿元的资金支持,倒是成为实实在在的政策性贷款。鉴于其利率较低,专业人士将此举称为带有降息意义的货币调控措施。
这笔低成本贷款无疑解决了棚户区改造的资金短缺问题,对稳增长具有相当的激励作用。不过,如此大规模信贷支持带来的仍不能实现国务院期望的增长目标。
上周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说,今年确定的经济目标,是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必须保证完成。此话语被媒体解读为国务院立下了“军令状”。国务院之所以出此重话,显然认为目前的政府工作状态和经济情况不足以确保完成年初定下的经济任务。
而在本周,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出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和贷款贵的政策。据媒体报道,克强总理对大银行的惜贷行为提出了批评,称有些银行只做大生意不肯给小企业一点阳光雨露。
克强总理对信贷现状的不满,实际说的是信贷成本较高,同时小微企业贷款困难。但事实是,导致贷款贵和贷款难的原因绝非资金供给不足。
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10.57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比去年同期多4146亿元,比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2009年和2010年同期平均水平多2.08万亿元。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5.74万亿元,同比增长14%,同比多增6590亿元。
如此水平的社会融资规模,并没有解决企业信贷不足的问题,这实际反映出,宽松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受到抑制,
解密周永康家族的五大财源与四种武器 其原因在于商业银行对信贷风险的控制意识在提高。由于大量新增贷款用于以新债还旧债目的,再加上市场下行趋势明显,因此,控制信贷风险实际成为商业银行的重要策略。
这样的结果亦喜亦忧。喜的是,商业银行自主性得到增强,忧的是,货币政策效力大为下降。
一方面是社会融资规模不断创新高,另一方面是小微企业贷款贵贷款难。出现如此矛盾的现象,根本原因是金融制度不健全所致,而非大银行不肯释放阳光雨露。
如果撇开银行制度缺陷不论,国务院宏观调控逻辑的里外不一,也导致政策信号无法有效传递,预期难以形成。
数据与现状冲突背后反映的是宏观调控政策思路的模糊不清。
国务院的政策逻辑最初是,通过改革释放红利,以此增加总供给,从而实现总量增长。但现实很残酷,制度变迁是个中长期过程,红利释放需要时间,而短期的经济下行却需要务实的反周期措施。可以说,年初确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切实际,而要完成这个“庄严的承诺”,只能依靠反周期措施进行调控。
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适时启动刺激政策,倒也符合现实逻辑,但遗憾的是,宏观调控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怪圈。又想调结构,又要确保“十八大”经济翻番目标所需的最低增长速度。而在经济下行背景下,要实现既定增速,就要刺激总需求,但同时不想走上届政府老路,实际情况是,达不到刺激强度,就实现不了增长目标。在这种矛盾心态下,以“微刺激”代替“强刺激”,企图通过量变达到质变目的。
然而以“定向降准”为标志的微刺激手段并没有达到释放流动性的目的,因为降准本身作为一个总量工具,更重要作用是释放宏观政策信号,改变市场预期,而“定向降准”这种版的数量工具,屏蔽了真实的信号传递,在增加可贷资金同时,并没有降低资金价格。
从目前情况看,宏观调控效率欠佳,毛毛雨只是湿地皮,总水量虽然也不小,但终究不如一次性浇透来的实惠。
宏观调控逻辑不清的根子在于,在明确结构调整大前提下,制定了不合理的增长目标,从而导致后续手段无所适从,可谓一步错步步错。说白了,实际是政治诉求脱离了现实经济需要,而最终解决办法也终归回归老路,为了实现增长目标,一定以实际的“强刺激”收场。
据报道,住建部正密切关注并调研地方政府以商品房用于安置房的棚改新模式,当时机成熟,会对这一模式做得好的城市经验进行推广。住建部官员表示,“全国一年的商品房竣工量为800万套左右,今年棚户区改造任务是470万套,如果政府回购的商品房量达到20%,就是160万套。这对部分库存量过剩的城市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很好的对冲,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通过这种做法来消化住房存量,看上去很美,但本质上就是扩大政府支出,从而扩大总需求,这基本是回归了凯恩斯政策的老路,无非是换了一双新皮鞋而已。问题是,政府购房的钱,从那里来?难道是又一轮以财政刺激带动信贷宽松吗?
这多像2009年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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