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在三类资本主义 民企抱国企大腿将导致双输

　　撰文指出，一些经济学家形容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裙带资本主义”。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但并不能很全面和精确地反映我国经济形态的全貌。经验地看，我国同时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即市场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在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一些民营企业开始抱国有企业（央企）的大腿，和央企结成各种形式的联盟。对这些民营企业来说，它们在得到了政治保护的同时，可以分享一些央企所拥有的政治和行政权力的好处;而对央企来说，这样做可以保证这些民营企业不会对国家有负面危害。从短期看，这似乎是一场双赢游戏；但从长远看，则可能是一场双输游戏。在高度依赖政府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很难获得应当有的自由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市场资本主义存在于经济的底端，尤其是地方，其规模并不很大，主要体现为各种交易市场或者民间网络（关系）市场。这种市场在传统社会也存在着。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尽管政府竭尽全力想取消这种市场，但没有成功，民间市场也一直“非法”地存在着，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这个市场开始扩展。在90年代，尤其在“抓大放小”期间，对中小型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市场资本主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上看，这个市场基本上流离于政府管制之外。政府在容许其生存的同时，并不给予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支持，包括、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这个市场注定受很多限制。例如地域限制，没有法律支持，信用就很难建立起来，使得这个市场不会发育成为全国性市场。又如经济领域的限制，国家不容许私人在金融等领域发展，私人一旦进入这些国家垄断领域，就面临巨大的经济甚至生命风险。

　　比较而言，后两者即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大举扩张。在东亚其他经济体，很多私人企业的发展是在国家政权大力支持下，并且是以依附于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得到发展的。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概念的来源。因为“权贵”或者“裙带”的概念过于负面，那些强调这种发展模式正面作用的学者也把此称为战略性资本主义(strategic capitalism)。在我国也一样。在这个领域，很多民营企业也是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其中很多本来就是从国有企业通过民营化(或者中国式私有化)演变而来。这些企业高度依赖和政府的关系。离开了政府，它们就会面临生存的困境。

　　另一方面，因为这个领域的企业规模往往较市场资本主义领域的企业要大得多，国家也不容许它们完全独立，会想方设法地去控制它们，保障它们不会对国家政权构成各种形式的负面危害。权贵资本主义近年来越来越甚，也就是说私人企业对国家越来越具有依附性。在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一些民营企业开始抱国有企业（央企）的大腿，和央企结成各种形式的联盟。对这些民营企业来说，它们在得到了政治保护的同时，可以分享一些央企所拥有的政治和行政权力的好处;而对央企来说，这样做可以保证这些民营企业不会对国家有负面危害。从短期看，这似乎是一场双赢游戏；但从长远看，则可能是一场双输游戏。在高度依赖政府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很难获得应当有的自由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扩展得最快的当然是国家资本主义。20世纪90年代的“抓大放小”战略，使得从前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很快摆脱了困境。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从规模上来说，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这并不表明国企的强大。前主任就表示过，中国的国企大而不强。应当看到，尽管国企在“走出去”（即国际化）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走出去”更多的是受政治的驱动，并没有足够的市场和经济理性。正因为这样，国企在西方遇到了西方政府和社会强大的政治上的抵制，而在非西方(非洲和中东等)，国企则面临着巨大的政治社会不稳定的风险。西方现在普遍把中国视为是“国家资本主义”主导下的权威主义政治体系。这种新概念正在形成，很多国家也开始针对这种情形制定应对中国的策略。可以相信，这一概念一旦表达为西方政府的对华政策，对中国必然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会对中国的“走出去”构成严重的阻力。

　　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达到“国富”的状态。今天，就国家财力来说，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但代价是“民弱”。“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或者国家的代理者通过各种机制包括政治、行政、市场等，有效地把财富从“民”转移到“国”。但是，从长远来看，民弱必然导致国弱。也应当看到，国富并不必然导致国强，在中国尤其如此。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下，国企仅仅从理论上说属于国家，但在其运作过程中，并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国家的代理者。国家资本主义范畴内的企业所积累的财富并不能完全为政府所支配，而是为少数代理者所支配。在很多情形下，这些代理者的行为已经大大超越了政府的控制。或者说，这个领域的存在不但没有使得政府更强大，反而是有效地制约着政府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正在快速地导致社会资源枯竭。社会资源一旦枯竭，政府就会失去经济基础，进而是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

　　很显然，在政府和市场高度失衡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改革的要务就是重新达到两者之间的均衡。如果政府(尤其是国有部门)继续无限扩展，市场空间会不断萎缩，财富会继续从社会流向国家(或者国家代理者)而不是相反方向，那么今天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国家资本主义”，必然最终会演变成一种自我击败的体制。人们今天所担心的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艰难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部门会在一定的时候突然解体，酿成大危机。现实的情形就是，非国有部门现在面临各种严重的问题，例如很难从政府控制的银行得到贷款、民间融资机构缺失、投资空间收缩，等等。这些都和这些年的国有部门的急剧扩张有直接的关联。
中国存在三类资本主义 民企抱国企大腿将导致双输
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扶持产生发展的基金和各种银行贷款大量流入国企甚至利用国有企业来救市，这可以理解，也是我国经济体制的优势。但政府没有明确告诉国企，哪些领域可以去，哪些领域不可以去。结果，国企流向一切可以挣钱的领域，尤其是那些往日由民营企业所拥有的空间。这很快就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又因为国企往往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是中小型企业，国企的扩张也导致了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当然，最终的表现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在国企和政府相结合的情况下，市场不能制约国企的任何行为。

　　现在，中国的很多民营企业开始“投降”了。有两个已经发生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一是如上所说的民营企业开始抱国企的“大腿”。连浙江那样民营企业高度发达的地区，民营企业纷纷和国企“联姻”。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被迫的。为什么做此选择？为了活命，或者活得长一些。抱国企“大腿”就是以很高的经济价格买一个政治上的。没有一套有效的法律体系和政策来保护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们就觉得很不安全。实际的情形是，不管民营企业做得多大，如果被权力盯上了，就会被搞得很狼狈，倾家荡产的例子有，坐牢的例子也有。第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大量的企业家连同他们的资本迫于国内每况愈下的环境开始外逃。这个群体的人中，一些人感觉到抱国企“大腿”的代价太高，一些人抱不上大腿，于是干脆选择出走。

　　现在人们开始担心，我国会不会重复20世纪50年代私营企业全面消失的悲剧。这种担心并不是一点也没有道理。实际上，这方面中国深刻的历史教训对今天仍然有参照意义。1949年建国之前，我国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把此确立为建国路线。应当说，这一理论从经济结构上看，是一个混合经济体，包括私人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建国初期，这三者共存，并且比较平衡。但是，为什么没过几年，形势急转直下，私人资本和公私合营体系全面解体呢？很多人说，这是执政党的改造旧经济结构的成功。但从现在看来，这是一次失败。如果我国能够长期坚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路线，我国很可能走上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路线，而可以避免日后的苏联式的贫穷社会主义路线。可惜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路线很快就演变成仅仅是转型的策略，即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型。随着国家资本主义很快控制私营资本赖以生存的物资供应和市场，这个部门的死亡成为必然。一旦私营部门死亡，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也就得到了确立，国家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我们也可以相信，如果目前的趋势不能扭转，国有企业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继续大举扩张，那么历史必然重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一旦出现，经济必然遭遇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