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已行近半程，如何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政策效果？如何抗住外部冲击？针对上述问题，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中信证券(600030)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

　　外围需求放缓为国内政策腾挪出空间

　　《金融时报》记者：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外部。请问，相比2018年，全球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

　　诸建芳：全球经济三大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挑战和不确定性。相比2018年，第一，主要国家经济走势由分化逐步转向同步放缓，削弱了中国的外部需求，使中国出口市场的腾挪空间受到极大限制；第二，主要国家央行迅速转变货币政策方向，使全球流动性和利率走势出现扰动；第三，去年以来已经趋于 “力争达成协议”的美中、美欧贸易摩擦出现新变化，给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增长带来不确定性。

　　综合来看，2019年下半年全球经济的温和放缓一方面有赖于发达国家腾挪出相对有限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避免其经济显著滑落；另一方面有赖于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外部金融条件改善和内部政策刺激下的经济回升。美国减税政策对经济的支撑作用虽较2018年下降但依然正面，欧盟短期面临英国退欧等不确定性，但其财政约束在新欧洲议会选举后存在放松的可能性。外围需求的放缓需要发达央行货币环境的边际宽松保驾护航，这给国内货币政策腾挪出更多的空间。

　　货币政策的“集中释放”和财政政策的“初步显现”

　　《金融时报》记者：为应对外部冲击，我国宏观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目前看效果如何？

　　诸建芳：逆周期调节对2019年中国经济至为关键。2018年末以来的宏观政策特点可以看作是货币政策的“集中释放期”和财政政策的“初步显现期”，而下半年则将是财政政策的“加力期”和货币政策“充分配合期”。

　　若以社融的企稳回升作为“宽信用”初显成效的起点，则本轮从“宽货币”到“宽信用”持续了大约10个月，虽然时间相对更长（过去两轮平均7个月），但整体从经济增速下行到“宽信用”时长则与历次接近，且经济的企稳形态已显，一季度实际GDP增速已持平上一季度，且名义GDP也有在二季度小幅回升的可能。在本轮经济短周期中，我们认为货币政策是较为合意的，在控制宽松力度的同时，也注重对精准性的把握，避免了“用力过猛”的状态，在“收放”中进行了松紧适度的逆周期调节。

　　而财政政策方面，也更加看重“加力提效”。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有两个，一是减税降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二是保持支出强度，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以及对民生的投入强调支出效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逐渐上升后，更加认识到支出效益的提高才是降低风险的主要方式。因此财政政策“提效”也将体现在以“补短板”为目的的民生支出仍然要优先考虑支出的效益，切实保障项目风险。

　　后续来看，通胀上移属结构性因素推动，不构成货币政策继续“宽松”的掣肘，而中美利差的重新走阔也为进一步降准提供了空间。财政政策层面，狭义赤字率仍在3%的“红线”以下，而广义赤字率对应的财政工具也依旧充裕，地方专项债、政策性银行债、特别国债等工具均有向上扩充空间。若外部冲击下需要进一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较为充裕的货币财政政策空间均将提供较为合意的政策环境。

　　制度性改革重新塑造经济增长动力

　　《金融时报》记者：除了加强逆周期调节，加速推进制度性改革也是今年宏观政策的重要方面。您认为制度性改革的着力点在哪？

　　诸建芳：逆周期调节政策重在遏制经济增速下行势头，促进经济企稳回升；制度性改革重在消除经济发展中体制性、结构性问题，重新塑造经济增长动力，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短期内也有助于改善市场预期，提振经济信心。

　　我认为改革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解决民营企业关切的问题，如保护产权、改善营商环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近年来，民营企业积极性有所降低，发展动力不足，民间投资增速显著放缓。其原因是，民营企业感受到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产业竞争中受到挤压、“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税收体系不健全等。针对这种状况，国家已经采取相应政策措施：一是加强产权保护、积极发挥企业家作用。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重申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二是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方面，货币政策不断采用定向降准、完善对民营小微企业贷款的考核机制等措施，降低民营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保证企业流动性充裕。针对中小银行的差别准备金率已经实施，进一步加大了中小银行对企业的信贷力度；另一方面，财政政策积极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的力度，例如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从5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等。

　　第二，加速推进国企改革，将改革乘数效应最大化。十九大以来，为增强改革的内生动力，政府陆续推出“两类公司”试点扩容以及“双百行动”等改革措施，鼓励有改革意愿和经营能力的企业在综合试点中大胆尝试，自下而上，发挥基层首创精神，积极探索改革新路。作为“十项改革试点”之一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已先后三批（9+10+31）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开展，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多元化投资，形成有利于参与市场竞争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

　　第三，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金融供给侧改革是针对金融体系制度的综合性改革，核心目的在于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改革涵盖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及业务、金融市场、金融监管等多个领域。总的来看，未来改革将聚焦三个方面，一是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二是防范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三是推进金融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仍有希望保持合理区间

　　《金融时报》记者：请您对下半年经济进行一下预判。

　　诸建芳：今年以来，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效果初现，中国经济开局良好，GDP增速达到6.4%，经济具备企稳势头。然而外部冲击的不确定性上升令下半年经济承压，“六稳”的必要性再度凸显。从经济基本面看，我认为，“逆周期调节+制度性改革”有能力稳住内需，扛住外部冲击。

　　具体而言，一方面，基建投资将托底，对冲制造业投资下滑。2018年，国务院宣布降低制造业增值税1个百分点，从17%降至16%，而在今年4月1日起还进一步调降3个百分点至13%，整体政策也体现出了对制造业行业的呵护。我们认为，增值税的调降将节省企业支出，而这一部分的资金将有可能投入到再生产当中，帮助提升制造业投资整体增速水平。但由于美国选择进一步加征关税，这将很大程度在短期影响到出口企业以及其他企业的投资信心，制造业投资可能面临大幅下降的风险。但与此同时，政策合力下，基建投资增速将明确向上修复。综合判断，我们认为2019年基建投资的继续回升将有三大支撑点：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将“加力提效”；二是稳健偏宽的货币政策将继续提供适宜的空间；三是“补短板”还将继续，“新基建”也为新看点。

　　另一方面，个税减税及可支配收入增加、鼓励消费政策等因素，可能使消费渐有起色。为对冲外部不确定性，消费鼓励政策预计将加大力度，从收入端和商品端促进消费回暖。从收入端来说，发改委在今年年初强调为促进消费平稳增长，将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多措并举强化居民增收，将研究推出居民增收三年行动方案。因此叠加个税减税，预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稳增长对消费有支撑。从商品端来说，以“稳消费”为政策目标的鼓励汽车等消费政策也可能在年内出台落地，因此预计作为消费结构上最大的拖累项——汽车销售将会出现改善，从而带动整体社消缓慢回升。并且从汽车本身来说，汽车消费此前大幅下跌主要是因为购置税退出前夕对后续需求的提前透支，因此参考历史上2011年汽车购置税退出后汽车消费的变化可以发现，优惠政策取消前都会出现消费快速上涨透支使得退出后消费大幅下跌，但后续经历一段修复期后会逐步改善。剔除汽车后也确实能够看到消费增速较为稳定。此外，央视调查显示2019年居民购车意愿较2018年回升12.5个百分点至34.9%，居民购车意愿同比显著回升。因此我们认为汽车行业消费本身的消费需求也在逐步修复的区间。综合看，收入端和商品端将带动消费渐有起色。

　　总体而言，预计2019年全年GDP增长6.3%，二、三季度略低，四季度逐渐企稳，政府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6.0%-6.5%）有望实现。在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够稳定在这个水平仍属不错的表现。

　　记者：王璐

　　编辑：吴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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