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霞公府附近有八九座电影院，晚饭后的闲暇时间，出门踱上几步就能看到热映的电影大片。最近上映的电影《老炮儿》好评如潮，常能得到全场观众真挚的掌声，正如老舍先生说的，“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老炮儿》这部作品的生命在于重拾了老北京人骨子里的性格魅力，在万象创新的城市中演绎了传统文化不可磨灭的精神价值。

观众对于这部电影的声音记忆是浓浓的北京话，图像记忆是人情味儿十足的老北京胡同。从霞公府到影片中的后海银锭桥约4.2公里，走路差不多50分钟，电影中许多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现如今这附近的胡同、四合院是国内外游客最喜爱的休闲场所。这是现代城市的一种幸运，幸运的是人们还能在这里找到传统的老北京人文风物;这也是城市的一种悲哀，悲哀的是这样的“老地方”和“好东西”已经太少了。浏览今天的北京市地图，还保有传统胡同风貌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两处，一处是王府井霞公府往北到雍和宫之间，另一处是西四往北到积水潭之间。要想理解老北京的文化精髓，感受六爷的铿锵与幽默，了解北京胡同的历史与风貌是最好的开始。

“胡同”这个词过去一般认为是蒙古语城镇的音译或是蒙古语“水井”的借词，因为凡有居民聚落处必有水源(井)，北京城区以水井为中心，分布居民区由来已久。后来，《北京晚报》又刊登了新的考证文章，认为“胡同”不是蒙古语“水井”的借词，是汉语。早在明末顾炎武先生在《唐韵正》(卷十一)就论述过“胡同”一词的来历：“閧(巷)，古音胡贡反。今京师人谓巷为胡同，乃二合之音”。

对于居住在霞公府的人，品味最道地的老北京胡同再方便不过了，用北京话说就是“出门儿抬脚就到”。王府井周边“响当当”的胡同首先是东厂胡同，之所以叫东厂胡同，确是因为明成祖朱棣在这儿设立了东厂特务机构，它由皇帝垂直领导，侦缉范围非常广，从朝廷官员的一举一动到兵部的各种边报，再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都要监视，横行一时。从清代到民国，东厂胡同先后住进了一些历史课本上出现过的人物，包括大学士瑞麟、直隶总督荣禄、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等等。1946年，东厂胡同迎来了一位文化大家——胡适先生。这一年胡适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住进东厂胡同1号。当时的北京大学就坐落在不远的沙滩大街上，胡适先生每天去上班只需要走几分钟。如今，不少中国顶级的历史研究部门都坐落在这儿，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近代史研究所、抗战史研究会等等，人文研究气息依旧浓厚。

从霞公府出来沿着南河沿大街一直往北走，有条“丰富胡同”。大家对这里最熟悉的莫过于老舍先生故居了。1949年12月，老舍先生由美国返回祖国，1950年被任命为新中国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刚回国的时候，老舍先生住在霞公府南面的北京饭店，但是饭店里人多嘈杂。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老舍有一次问周总理，“可不可以买房?”总理马上回答，“当然可以!”于是，老舍先生请美国的出版代理人寄回了500美元版税，在丰富胡同10号买下了小院，经过修缮，1950年4月搬了进来。老舍先生在这里生活了16年，在院中的西耳房，他创作了《方珍珠》、《龙须沟》、《茶馆》等24部戏剧和《骆驼祥子》等小说，以及大量的曲艺作品、散文、杂文、诗歌。老舍先生在院子里亲手栽了两棵柿子树，秋天的时候，柿子树果实累累，他的夫人胡絮青称这个宅院为“丹柿小院”。

王府井东堂北边，有一条500多米长的胡同，叫柏树胡同。其实从明朝开始，这条胡同一直都被叫做椿树胡同，因原有一棵大椿树而得名。胡同里住过的最有名的人物恐怕要数清末民初的文坛怪杰辜鸿铭先生了，他的宅子和相邻的院落后来被征用，建成了王府井旅馆。当年，这个不起眼的小院却有一个雅号，曰“晋安寄庐”，主人辜鸿铭被世人称为“怪人”。辜鸿铭说他自己是东西南北之人，因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那时候辜鸿铭受到外国人的尊重，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1913年，辜鸿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也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人。仅这一点，柏树胡同就值得骄傲了。

这三条胡同只是霞公府周边众多老北京胡同的代表，除了胡适、老舍、辜鸿铭，生活在胡同里的文化名人还有很多。如果把所有胡同的故事全都收集在一起，能写成厚厚的几本书了。可见，老北京的胡同积淀了丰富的历史神韵，它们的文化气质也许在今天的大都市中被渐渐淡化，但绝不会消失。只要看看电影《老炮儿》如此受人推崇，就可见这份传统的精髓始终活在国人的基因中，好东西始终是要回归的。

阅读霞公府，生活于此，你会发现更多不可磨灭的精神价值。